有關貂蟬的故事，很讓人莫名其妙的是，此美女不獨因為離間董卓、呂布二人而成為心智頗高的豔女之最，而且在斷續的史科和民間藝術、傳說中，與三國的著名英雄關羽相關聯。

有野史記載：貂蟬人本姓霍，無名，山西人，與名將關羽為同鄉。自幼人才出眾、聰敏過人，因而被選入漢宮，任管理宮中頭飾，冠冕的女官，故稱“貂蟬”官。因遭十常侍之亂，避難出宮，為司徒王允收留，並認為義女。其離間董卓、呂布後，被呂布納為妾，呂布死後，貂蟬被曹操帶回許昌，作為侍女留在丞相府中。關羽屯山約三事暫時降曹之後，曹操為了籠絡關羽之心，特賜美女十人，貂蟬便是其中一位，當關羽聽到貂蟬報出姓名之後，感其膽識，撩髯稱了聲“好”之後，閉目不言揮手令去，貂蟬聽後，明白關羽全其名節之意，回房後遂自儘而亡——這是互聯網上有熱衷於此的網頁貼子中的一段，所謂“野史”，實無出處，多是拚湊得來，如上麵這段故事，來自於京劇《鳳儀亭》。

當然，還有學者的專門考證。如學者孟繁仁觀點，其考證貂蟬確有其人，“姓任，小學紅昌，出生於並州（今山西）郡九原縣木耳村。15歲時被選入宮中，執掌朝臣戴的貂蟬冠，從此更名貂蟬。”“王允利用董卓、呂布好色，遂使貂蟬施‘連環計’，使呂布殺了董卓，之後，貂蟬為呂布之妾。白門樓呂布殞命，曹操重演‘連環計’於桃園兄弟，遂賜貂蟬於關羽。貂蟬為不禍及桃園兄弟，‘引頸祈斬’，被關羽保護出逃，當了尼姑。曹操得知後，抓捕貂蟬，貂蟬毅然撲劍身亡。”

對上述情況似有所映證的是，山西忻州東南三公裡處，確有元雜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裡，有關貂蟬身世的介紹：“貂蟬對王允說：‘您孩兒又是這裡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漢靈帝刷選宮女，將您孩兒取入宮中，掌貂蟬冠來，因此喚做貂蟬。”

隻是現在元雜劇《錦雲堂暗室連環計》劇本，並無所見，上述情況，卻被人傳遞般地引用。然而，“三國時並無忻州劍，當時忻州一帶屬太原郡陽曲縣，”“忻州地方文獻，也沒發現有關貂蟬的記載”（1）然而，不知是因為而有了木芝村，

還是木芝村本身確有真實的曆史來曆，該村確實存在。因該村早年盛產木耳，故名木耳村，後因村中槐樹下發現一株千年靈芝，遂改名木芝村。村中傳聞，早在貂蟬出生到三年，村裡的桃杏就不開花了，至今桃杏林依然難以成活。與貂蟬有羞花之貌有關。村中有已成廢墟的過街牌樓，前殿、後殿、王允街、貂蟬戲台和貂蟬墓，其墓塚現已夷為平地。現在的旅遊景點叫貂蟬陵園，占地4000平方米，四周圍是紅底黃瓦波浪式龍形圍牆，門簷上懸“貂蟬陵園”橫匾，兩側有“閉月羞花堪為中國驕傲，忍辱步險實令須眉仰止。”金文對聯。陵區北際內建拜月亭和鳳儀亭，台前有貂蟬像碑。南院建仿古建築20間，辟為“貂蟬塑館”，以及反映貂蟬“不惜萬金軀，何懼險象生”，驚天動地的一生。與此相互映證的，有山西定襄縣東南中零村，傳說中為呂布故裡。有“霍情泉”，“智擒赤兔馬”，“歪脖子樹”等民間傳說，都與呂布有關，所以民諺有“忻州沒好女，定襄沒好男”之說。

此外，還有源於《三國誌平話》，貂蟬向王允介紹自己：“賊妾本姓任，家長是呂布，自臨洮關相失，至今不曾見麵。”傳說其故裡為甘肅臨洮。陝西米脂說，認為貂蟬家在米脂。有陝北民謠：“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輿地第一·古跡》中載：“貂蟬洞，在（米脂）城西艾蒿灣（今艾好灣），亦俗傳也。”

與野史不同的，有關貂蟬的戲曲中，與關羽相關聯，竟成為一種不被奇怪的現象。如昆劇《斬貂》中，細述呂布在白門樓被曹操捉住斬首，其妻被張飛轉送給了關羽，但關羽顧其名節，乘夜傳喚貂蟬入帳，斬其於燈下。元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與此大同小異，隻是多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關羽，遣貂蟬前去引誘關羽而被其殺死的情節。明劇《關公與貂蟬》，劇中貂蟬向關羽述說內心冤屈，述其施展美人計為漢室除害的經曆，贏稱關羽的愛慕，但關羽決計為複興漢室而獻身，貂蟬隻好懷著滿腔柔情自刎，以死來驗證自己的情操。另外，有關貂蟬善終的多種傳說中，有說關羽不戀女色，護送貂蟬回到其故鄉木耳村，而貂蟬至此心後，終身守節未嫁，終於成其貞烈，被鄉人建廟祭奠。近有新聞稱，成都北郊居民，68歲的老人曾興發稱於1971年拾得一塊古碑，其銘文略為：“貂蟬，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為國損軀……隨炎帝入蜀，葬於華陽縣外北上澗橫村黃土地……”，這裡“炎帝”疑為“關帝”的訛記。此種證明，是以有關貂蟬乃關羽之妾，隨其入蜀的傳說為基礎的。

以上稗官野史和戲說雜談，在民間口口相傳讓曆史在時間拉上的一層又一層的帷幕後，那些演衍其中的故事情節，變得迷離。也許我們現在很難有暇於沉浸於其中，但要是偶爾定神於某種思考，就會發現，人們為什麼會憑想象，去繼補某段似真似假的遙遠的故事呢？儘管它的前後矛盾，漏洞百出，如中國《三國演義》學會理事，某教授稱，從社會子與民俗學的角度看，人證也是一種證據，曆史上應有貂蟬其人的存在，對貂蟬墓碑在成都出現過，做為物證，則顯然不是捏造，而有關貂蟬是暮年入川，還是死後葬於蜀的說，可能性均是存在的。（2）

《三國演義》是羅貫中根據“據正義，采小說”的原則創作的，但無可否認的是，貂蟬實乃一虛構的藝術形象。

有關羅貫中吸收了雜劇和《平活》等戲曲野史的情節主乾是實，其創作與曆史事完取得了邏輯上的一改。但現有的疑異是：曆史事實本身，就存在著近一步認識的必要。

值得我們開啟一種新的認識方向的某種啟發是，貂蟬形象為什麼會在後來的野史戲曲，以及民間傳說中，與武聖關羽相聯係？而這種聯係，對我們所接受的有關貂蟬形象的藝術之美，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首先，有關貂蟬究竟是被關羽斬於月下，還是被關羽救出，出家為尼，守節垂暮於村落的相關野史戲曲或傳說，是相互矛盾的和難以經得起推敲的。當然，我們這裡不是去考證它們，而是憑此會發現，以關公為護兄嫂，千裡走單騎之美名，源自於其忠勇而有德的行為體現，且“忠”和“勇”，皆為德目。

所謂德義之勇，是以德義為基礎的。“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

《中庸》把智、仁、勇稱為“三達德”。而忠信，則是守仁，行義之基顧。“君子義以為質，禮為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君子有大道，必

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學·十章》）。由此可見，以忠而守仁，以能而章義之關羽，可謂以其行為，成為體現傳統道德觀的典範，故為武聖。

關於這一點，上述野史戲曲、傳說，並沒有改變對關羽的傳統認識，因此在與貂蟬這個藝術形象之美的聯係上，卻顯得矛盾起來，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貂蟬以千金之軀，救國於難，以致“漢朝累世簪纓輩，不及貂蟬一婦人。”但畢竟貂蟬為女子。從華夏父係氏族社會確立至周代宗法禮會的形成，有《周易·係辭上》：“天尊地卑”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男女之彆，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形成了男女不同社會地位之“男尊女卑觀念”觀念。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道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曰：“天數右陽而不右陰”，並因此形成的社會倫理等級製度，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其應為

這一思想的集大成老，被沿襲了幾千年。

因此，以關羽之武勇，更皆有如毛宗崗評《三國演義》中的三絕，更將關羽列為“義絕”之英雄，是千百年來人們所推崇的道德模範，與其為報曹操“禮之甚厚”之思，在袁紹遣河北名將顏良來攻時，即“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國。”（《三國誌·蜀書文·關張馬黃趙傳第六》），其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刺顏良於萬眾之中，義勇之舉，與貂蟬舍身以救國難的巾幗英雄之情懷，確有相同之處。

但貂蟬畢竟為女兒之身，僅以“男尊女卑”之傳統，更兼有貞節觀念中的汙點，實難與武聖人比肩。

將此二人聯係在一起的，源自於正史《三國誌·蜀書·關羽傳》注引《蜀記》中，一段來曆不名，有些讓人疑惑的記載；“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求救 ，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言：“聯邦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說是無出處，卻有《魏氏春秋》中也有這樣的說法。另有《獻帝傳》和《華陽國誌》等記有同一內容：“（秦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國，關羽屢請於太祖（曹操），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3）但此處說的是關羽乞娶的是秦宜祿之妻，顯然不是傳說中所說的呂布之妻，更不可能是貂蟬。

然而，此處記載，即為正史，則無疑為許多野史戲曲及傳說，提供了依據。首先就是傳說關羽納貂蟬為妾之說。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關羽欲占他人之妻的行為，實在有悖於人倫常理，並且，武聖人臉上貼的金，也會因此而被破壞。當然，也有後來者試圖掩飾這一瑕疵，並引證《三國演義》中“曹丕乘亂納甄氏”的故事。甄氏原是袁紹二兒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鄴城，曹丕隨軍開入，先跑到袁家，將甄氏據為已有，此事正史《三國誌·文昭甄氏皇後傳》斐注轉引《魏書》中即有記載，甄氏死後被追封為皇後。此外，還有劉備平定益州後也娶了同室劉瑁的寡婦吳氏，以及孫權不僅僅娶了陸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論親緣關子，這徐夫人還是他的表侄女。以此可知，這種娶人婦為妻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並不忌諱。但是，並不忌諱實不能等同於被認可，甚至等同於被推崇的行為，雖然自宋以後，關羽名聲才日漸顯赫，而且這一時代有名的，以至影響後世的宋明理學，“遏人欲而存天理”，有關“一女不侍二夫”的倫理道德觀，對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鄭以偉有《舟中讀〈華陽國誌〉》詩曰：“百萬軍中刺將時，不如一劍斬妖姬。何緣更戀俘來婦，陳壽常璩誌總私。”此怨及陳壽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見。中華書局四庫備要本《三國誌》之《蜀誌》開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觀點：“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誌節凜然，乃史書所隘，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誌》，多有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由此而有元、明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以及清代戲劇舞台上流行的《斬貂》。

這種情況也許是事實。東漢未年的三國時代至上而下（？）娶他人之妻的做法，以風氣而論，似乎隱略可見原始社會群婚或母係社會一妻多夫之製之遺痕。後世對關羽被認為不光彩的行為的可能，而去責怪《三國誌》之作者存有私怨偏見，都不能有很充分的說服力。

且不論“婦人貞潔，從一而終也。夫子製義，從婦凶也。”（《易傳·象下》）“忠臣不事二群，貞女不更二夫。”（《史記·田卓列傳》）的貞節觀念，於先秦時代已有，並因此而體現出嚴格的父係社會婚姻製度，雖然反過來，讓男子從一而終，會導致凶事，但因此所強調的是夫權的絕對地位。至西漢，先有董仲仲舒的“三綱論”：“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4）後有《白虎通義》，將乾坤哲學作為夫婦關係的理論基礎。其中應該注意陽者惟一的父子禮會觀念的潛在。而且，從實行情況來看，如漢宣帝曾下詔，規定對不貞不節之婦，死後兒女可以不服喪，而表獎勵貞節婦已成為常倒。

“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製服，明子無出母之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