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戰爭和天災中顫粟的時代，大瘟疫的流行，饑餓和動亂，還有連續不斷下的大雨，樹葉都落光了……

屬火的赤德之漢朝，有黃巾軍大起義。“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是钜鹿人張角提出的口號。

“钜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而“二時俱起”，“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資治通鑒》第五十八卷）。

自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夏，四月，旱”；公元183年，“夏，大旱”（《資治通鑒》卷五十八）也就是在這一年，張角率三十六方之眾（數十萬人）起義。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月，張角病死後，“皇甫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之，斬梁，獲三萬，赴河死者五萬許。”（《資治通鑒》卷五十八）。張角被剖棺戳屍，張寶也隨即兵敗於曲陽而陣亡，十餘萬黃巾軍士兵被殺，真可謂血雨腥風。

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長江以北出現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熱），死亡人數約兩千萬，這在當時，全國人囗約五、六千萬的情況下，可以稱之為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是歲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餓餒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積，可見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裡行》中所描寫的：“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此外，東漢政權外戚宦官專權的情況十分嚴重，導致的多次宮廷政變中的相互殘殺。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其為新君時尚年幼，母後竇皇後臨朝。永元三年（公91年），竇皇後之兄竇憲征匈奴，大勝還朝，和帝與宦官鄭眾合謀誅憲《後漢書·宦官列傳·鄭眾傳》：“時竇太後秉政，後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眾首謀誅之。”竇憲死亡，鄭眾以功遷大長秋，自是常參與政事。宦官弄權，至此開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順帝崩。其在位時，以皇後兄梁冀為大將軍輔政。皇後與梁冀立兩歲皇子劉炳為帝，是為衝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衝帝崩，而如此之事情發生，前後不到幾個月的時間。皇太後梁氏與大將軍梁冀又立八歲建平候劉纘為帝，是為質帝。因其年幼，囗無遮攔，在一次上朝時說梁冀：“此為跛扈將軍也。”於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質帝，另立十五歲的蠡吾候劉誌為帝，是為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後死，恒帝與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謀，誅梁冀。而這五個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稱“五候”，“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單超封候後不久死去，百姓對所餘四人稱之為“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可見其權傾一時。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瀆亭候劉宏被立為帝，是為靈帝，年十二歲，竇太後臨朝。太後之父竇武，與太傅陳蕃，共輔朝政，並欲鏟除宦官集團。但事有意外，建寧元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沼誅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並誅其族，皇太後竇氏被幽禁於南宮。於是宦官繼續專權。曹節死亡後，靈帝又以張讓、趙忠等“十常侍”專政。“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連皇帝本人對此情況，不以為恥，或者是什麼不好的事，當然，也許是無可奈何，竟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資治通鑒》第五十八卷）。靈帝崩，皇子劉辯即位，年十七歲，是為少帝。靈帝皇後何氏為皇太後，臨朝聽政，太後之兄大將軍何進與太傅袁隗，共輔朝政。何進欲滅宦官集團，卻被騙入宮中殺掉。何進被殺，袁紹與何進部下發動兵變，衝入皇宮，“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麵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後漢收·何進傳》）。

當然，最為嚴重的是董卓之亂。董卓是何進欲鏟除宦官集團而召進京的，但“卓未至，進敗。”董卓入洛陽，“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又奸亂公主，一如既往略宮人，虐刊濫罰，睚眥必死，群傣內外莫能自固。”（《後漢書·董卓傳》）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陸墓，取寶物。”其時，“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數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以上情況並非能讓我們對東漢末年禮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全麵的了解，這裡介紹一些這方麵的情況：東漢時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這些門閥大族，是朝廷的貴族，又是地方豪強，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體的田莊。《後漢書·竇融傳》記載：“竇氏一公、兩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當時“馬、竇、鄧、梁”四大家族中的鄧氏，也是如此。《後漢書·鄧禹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渴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東漢後期，靈帝與宦官更是公開賣官，由於所得金錢貯存於西園，史稱“西園賣宮”。中常侍候覽，家在山陽；小黃門段瑾，家在濟陽，兩人都在濟北境內興立田業，“仆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後漢書·宦者列傳·候覽傳》）候覽“貪侈奢縱，前後諸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頃。”（同前）。宦官張讓，趙忠等人皆為中常侍，封候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後漢書·宦者列傳·張讓傳》）。

當然，話說回來，漢代的政治製度和經濟發展，形成了“天下國家”的體製。其察舉製度與文官製度相輔而行，從而形成了專業的官僚階層，因此文官政府對於皇權，有互利共生的一麵，又有對抗的一麵，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緊張關係，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農業的發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轅犁和鐵犁畜耕技術，得到普遍推廣（《陝北東漢畫像選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養禽畜，以農舍做為手工業產品的主要產地，通過而市集交換集散，所構成的經濟交換體係，以及相應的道路網絡，形成龐大的市場網。（12）

東漢時期，因莊園的規模和數量的迅速膨脹，東漢政權不得不與豪強勢力相妥協。《後漢書》卷二十二《劉隆伍》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製。”其“田完逾製”，已是公認的事實。仲長統在《昌言·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固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豪強地主控製下的田莊不計其數。東漢前期，實行“柔道”方針，在施政中，“務用安靜，解王葬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經過光、明、章三代四十餘年的粗安歲月，由於精兵簡政，減輕賦役，生產發展，社會經濟得到發展。這從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見：《後漢書·郡五國》注引《帝王世紀》，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國有（戶）4，279，634（戶），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戶5，860，573（戶），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戶7，645，734（戶），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有戶9，237，112（戶），人口達5，356，229（人）。但至東漢後期，不僅宦官專政，“戎事不息”，還有長期的戰爭，大瘟疫的流行，據《晉書·地理誌》，在恒帝永壽年間，全國有戶10，677，960（戶），人囗56，486，856（人）；但至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減至戶9，348，227（戶），人囗47，566，722（人）；此為東漢最後一次人口統計，而在三國歸晉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數量竟銳減為780萬人。按照人口學家的分析，漢末永壽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戰後三國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換而言之，在靈帝中平及獻帝建安短短數十年間，人口減少了85%。

是什麼原因導致人口減少近5千萬？徐去戰爭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在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史有確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靈帝（公元168—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幾次疫的流行規模最大。建安七子中的徐乾、陳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謀士郭嘉，都是死於瘟疫。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黃巾軍起義爆發，持續10年，東漢皇朝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因此而名存實亡，天下分崩。因兵禍不斷，災疫接踵，人口銳減。人煙稠密的中原地區，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詩》）“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四民流移，托身他鄉，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三國誌·陶謙傳》注引《吳書》）董卓徒洛陽人口百萬餘到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資治通鑒》卷五十九）。

而關東聯軍攻討董卓時，“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國誌·司馬朗傳》）。曹操在攻徐州陶謙時，“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又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相儘，墟邑無複行人。”（《後漢書·陶謙傳》）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戶口為之減少，史載：“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載一在。”（《魏誌·張繡傳》）“長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三國誌·陳群傳》）。

曹操與呂布相持時，軍隊“乏食，（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誌·程昱傳》注引《世語》)，袁紹、袁術軍隊無糧，“以桑椹、蒲贏充饑。”(《三國誌·魏誌·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誌·蜀誌·先主傳》注引《英雄傳》)。

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東漢末期，根株朽欄，其覆滅已是必然。後有諸葛亮對此歎曰：“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恒，靈也。”（諸葛亮《出師表》）

現在我們要言歸正傳，插入下麵的一段——

也就是於此時，我們會發現，談論起一種生長在樹上的小小的昆蟲，會是多麼地不合時宜：“蟬，無巢無穴，黍稷不享，不食汙穢之物，高潔不群。”但它卻被借用於宮中之玉器的名字：“蟬是古玉中十分常見的器形，並以打孔區分它們的用途，如頭上打孔的為佩蟬；腹上打孔的為貂蟬；不打孔的專門為陪葬而製作的是晗蟬……”（見《王敬之說古玉》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

這種借用有一連串可被意會的暗示：因為一位似乎來曆不明的絕色女子，也叫了“貂蟬”，這顯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後世都有的歌伎一樣，要取個藝名。

戰火過後的積屍盈野，於天地昏暗中，枝枯葉落，有一隻爬在乾枯的樹枝上的蟬，“無巢無穴，黍稷不食”。然而天無甘露，它也就隻是象征地存在。但是她其質如玉，偏隻選於“腹上打孔”，是那種命定的與宮中之事隱約相關的絕佳之色，但卻來自於田野，“高潔不群”，過了若乾個朝代，很久以後的人們，怎麼去還原那時曆史的這一幕之真實呢？

遇有異族入侵，後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漢族，便時常想到他們祖先的血脈，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呂布，當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關大爺。關公之青龍偃月刀，又句“冷豔鋸”，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溫時斬華雄”，於萬之眾之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一般。當然，有英雄必有美人，隻可惜關公在《三國演義》一出場，年紀應該並不很大，就被尊稱“關公”。千裡走單騎，忠心護兄嫂，是為忠義楷模之武聖，可是沒有美人相映襯，仍不能解此困結，於是，元人便編出這許多的雜劇。

因為“女色”是可以成為反證其美德的道具。《關大王月夜斬貂蟬》，見於《今樂考證》等書著錄，作者無考。究其由來，“斬貂”之事於史無據，也不見於元代話本《三國誌平話》。明代祁彪佳《遠山堂劇品》導有四折北雜劇《斬貂蟬》，列入“具品”，並引《莊嶽委談》：“《斬貂蟬》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明代王世貞曾作《見有演〈關候斬貂蟬〉傳奇者，感而有述詩》，詩中寫貂蟬“一朝事勢異，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漢壽，語語厭瘟候。”不料關大爺則聞言大怒，“忿激義鶻拳，眥裂丹鳳眼”，最終使貂蟬“孤魂殘舞衣，腥血漸吳鉤。”

如此狗尾續貂之事，竟有眾多的同類型翻版，且有一定的曆史之“連續性”：明代傳奇《連環計》故事情節中，將“斬貂”情節揉入其中。作者為王濟，呂天成《曲品》將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後，貂蟬改妝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讓呂布與其結為夫妻，後曹操擒呂布，貂蟬自然也順帶其中。也許正是象傳說中的那樣，曹操為拉擾關羽，將貂蟬送給他，貂蟬向關羽獻媚，卻沒想到被關大爺斬之。清代刊行的戲選集《綴白裘》中，有短劇《斬貂》。戲中關羽有言：“我想權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喪夫，即貂蟬也。”因此而提劍斥之：“罵一聲貂蟬女無義不良”，道一聲“俺關公今夜裡斬了他萬世揚名”。如此之作，顯然不是出自於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為了反襯關大爺不近女色之“顯烈”，但卻對貂蟬同為“烈女”之義舉，一筆抹殺。對此，李調元《劇話》卷下引《升庵外集》語：“元人有關《關公斬貂蟬》劇，事尤悠謬。”清代毛宗崗言：“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並認為：“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當然，還有人對關公之行為做過分析，認為不可能有斬貂之事發生：武樗癭於所編《三國劇論》中《論斬貂蟬》一文中有言“若關公者，塾讀《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踐命，誌在沼吳，與貂蟬奉司徒命，誌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轍也。關公不責西施，而乃月下斬貂蟬，餘赦謂關公聖義，不此殺風景事。”（周劍雲主編《菊部叢刊》）（13）各有所論，在相關問題上，不僅在於“斬貂”的故事情節各不相同，而且所作議論的“論點”又不儘相同，結論也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直至今天，關羽好象也脫不了與貂蟬的關係。如近代粵劇有《關公月下釋貂蟬》的劇目上演，民間有關羽拒色故事流傳：曹操白門樓擒呂布後，將貂蟬賜給關公，意在迷惑於他，不料關羽拒絕，曹操欲處斬貂蟬，貂蟬聞之悲慟，關羽斥責其“一女二嫁”之事，貂蟬辯白，關羽遂動惻隱之心，助其逃生，送其於前山淨慈庵，削發為尼，關羽因此賺得個不近美色的真英雄之名。還有新編川劇《貂蟬之死》，其故事情節為：劉、關、張隨曹操攻呂布，曹操水淹下邳，貂蟬為救城中百姓，遣秦宜祿送書於素有傾慕的關公，請其稟告曹操退水。關公因貂蟬有此愛民之心，而生有愛慕之意。後秦宜祿與候成，宋憲傅呂布而降，曹操縊殺呂布後，送貂蟬給關公，以籠絡之。關公果與貂蟬成婚，貂蟬為其歌《傾心曲》。劉備恐關公迷戀貂蟬，遂以送禮之名，提醒其“扶漢興劉”之大義，關公遂遣走貂蟬，貂蟬突遭此變，深感絕望，在向關公述其衷腸後撥劍自刎。

如此種種。那種不合諧的東西，似乎在我們的查找中，有些層出不窮地增多。且將這些現象背後的表述放在一邊，僅隻是從形式上來看，各種零碎的片斷，附會、猜測、歪曲，甚至是咒語般的東西，它們各自帶有不同的色彩，來自遙遠的時代，或者就在離我們不遠處的那些民間，那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傳聞，讓我們隻要有心去貼近，就可以感到它們所帶有的田野氣息。如果把這些現象湊在一起，就會擠壓甚至肢解了我們原來心目中的那個有關於美的脆弱的形象：她本來就是易變的和敏感的，捉摸不定，在我們以某種詞彙：純真的、善良的，曉大義和富於心智的等等，去試圖因定她的形象的時候，她卻如此輕易地就消失在中曆史的蒼茫之中，隻留下奇異的一抹豔紅，她是難以被表達清楚的，更難以完整去界定。

麵對如此之景象，現在被假設的是：我們如果去看那些上麵所說的戲，看演員如何表演，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要是不可能的話，隻好在書的紙頁上看完有關於此了描寫——

看完以後，這些其實並非深刻的複雜，它們交織的雜亂，可以被證明的是，它們確實破壞了我們原先的感覺，也就是原先對此許多有關於此的事，不甚了解時的關於貂蟬形象的美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們要是再問一句：有關貂蟬的形象，這種美感，在原先是真實存在的嗎？就會發現，有些事情，好象並不是那麼想當然的。